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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比产品设计更重要?

来源:中国广告   |   作者:骆 新   |   时间:2019-01-09

        为什么一个日本和尚,竟然赢得了亚洲最具权威的“Good Design Award2018”设计大奖?


    要知道,今年的比赛一共有4789件作品参赛,其中不乏像索尼、富士这样的知名大企业所报送的作品。就算最后进入决选阶段的,也还有夺标呼声相当高的Gogoro电动车——这是台湾人引以为骄傲的、能代表未来出行的范例。


    但是,最后是这位日本和尚胜出了!他就是奈良安养寺的住持松岛靖朗。而松岛的“设计”,也出乎人们的意料,与其说它是一个产品设计,不如说是一个属于社会组织化创新的慈善项目——“寺庙零食俱乐部”。


    松岛靖朗毕业于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商学院,在他2010年出家之前,还曾经从事过IT工作,可以说,他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精英人士。


   “寺庙零食俱乐部”,是由松岛所在的奈良安养寺发起,陆续有900多家寺庙自愿加入的、为守护贫困儿童及家庭的“食物援助非营利组织平台”。其实,对于中国这种人口众多的大国,我们这些年见证了太多的公益和慈善项目,特别是层出不穷、甚至可以说是“花样百出”的组织架构创新,所以,日本这个“获奖作品”乍看起来,并没有太大的新意,在此,我似乎也没有看到太多的,促使我对其发生兴趣,是源于某公号的一篇推送。


    它的诞生,据称起源于一条2013年的新闻——当年,在大阪的一栋公寓里,人们发现了三个月前就已死去的28岁单亲母亲和她3岁儿子的尸体——因为长期没有亲友关怀。警察赶到现场后,发现家中的水电煤气,早就被欠费关停,冰箱里空荡荡的,什么吃的也没有。唯一留下的,是母亲写给孩子的一封遗书:“没办法让你吃东西……孩子,对不起!”

    这条新闻让松岛大为震动。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调查显示,日本每7个孩子中,就有1人是贫困儿童,高达37.6%的单亲妈妈家庭没有任何储蓄。


   “那位母亲的遗书,令我开始思考,可以为这个社会做些什么。”松岛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


    日本的寺庙每年都会收到各种馈赠,除了钱财之外,其中大部分来自一般民众献给神明的供品,包括各类点心、水果。松岛发现,其中大部分的馈赠并没有人食用,而在保质期过了之后就必须被丢掉,从而造成了极大的浪费。但在日本传统宗教观念里,寺庙所收到的大量供品,是献给神佛专享的,人不能吃神的食物。所以,几乎所有馈赠,在换了新一轮供品之后,都会被直接丢弃。


   “想想那些饿着肚子的孩子,这样的浪费实在是太可惜了,如果我们能把这些馈赠提供给有需要的人,给那些在社会里生活疾苦的人们,这样神明也会觉得开心吧!”


    于是,松岛开始把这些供奉物品搜集起来,尽自己的力量帮助解决日本的儿童贫困问题。一开始,他的行为也受到过许多人质疑,认为这是“偷窃食物”、对神明不敬;但熟悉日本历史的人会明白:日本佛教的发展,本身就是一次次打破既有传统、不断创新求变的过程。特别是像松岛这样受过精英教育的僧人看来,救人更要紧,大礼不辞小让,完全不必理会那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世俗聒噪。


    2014年,他创立了“寺庙零食俱乐部”,开始向经济困难的家庭分发这些食物。


    之所以会采用“零食俱乐部”的名字,是因为松岛觉得“吃零食的乐趣”是儿童特有的乐趣,但实际上,米饭、蔬菜、饮料、即食食品等,都是俱乐部所提供的食物。经过松岛的不懈推动,日本各地许多寺庙、学生志愿者们,关注贫困家庭的社会团体也逐渐加入进来、许多商家也主动提出,将自己的部分销售额捐出,为孩子们购买更多的食物。后来,除了食物之外,捐赠又逐渐增加了书本、文具等物资。


    截至2018年10月,已经有975个寺庙、392个合作组织加入,共有10万人获得捐助。 


   “贫困是直接影响整个下一代的问题,应该全社会一起来面对。”松岛认为,“其实我从未想过能拿奖,创立寺庙零食俱乐部的初衷,只是为了看到孩子们的笑容。”


    虽然获了大奖,但松岛还觉得自己做得很不够:“在全日本77000多间寺庙中,只有975间寺庙加入串联,仅仅占了1.2%;我们希望继续推动这项事业。”


    松岛的故事,让我想起了十年前,中国农村问题专家李昌平先生所做的河南信阳郝堂村的“夕阳红”项目。当年的郝堂村,也是著名的贫困村。由于青壮劳动力大多外出打工,村中的老人很多,但村集体的收入,完全不足以提供养老所需的资金和资源,建养老院条件不具备,发养老金更是捉襟见肘。即使是留在村里的青年或中年人,也都财力有限,没有进行农业生产或商业贸易的资金,想要向银行和信用社借款,也无物可供抵押,都难做,2009年,李昌平下乡交流时,发现了这个问题,就希望与当地政府合作、尝试村社金融。于是,郝堂村“夕阳红”养老资金互助合作社于当年10月成立。


    当时郝堂村的村支书、后来担任这家基金会理事长的胡静,是李昌平这个项目的坚定支持者,当即就给从这个村子出去、并在外小有发展的几个老板打电话求援,这些人基于对家乡的感情和对村里的信任,有7个人当即决定加入这个敬老合作社计划。在李昌平等外来专家的参与下,发起人和村民们、尤其是村中的老年人,经过几天几夜的讨论,制定出了合作社章程。


    合作社的发起股金34万元,其中,包括7名敬老社员作为发起人,每人出资2万元,第一批入社的老年社员15人,每人出资2000元,郝堂村所在的平桥区科技局代表区政府投入10万元,村委会投入2万元,李昌平的课题组投入5万元。发起人、区政府、李昌平等都不要利息、不参与分红,村委会股金的收益,用于五保户帮扶,合作社利息收入中,30%用于老年社员的养老, 40%作为滚动资金,15%为风险金,15%为管理费。实际上,由于熟人之间风险几乎为零,而且合作社由村民不计报酬自发管理,所以,风险金和管理费都并入滚动资金。


    最有意思的是,根据章程,这笔资金成了村里最重要的一个金融工具,而贷款的审批权,掌握在由老年社员组成的“10人小组”,理事会只拥有否决权。老年会员除享受分红权外,还有为村民担保贷款5000元的权利。村民从合作社贷款的利率为月息1%,村民可以用承包地、林地作为贷款抵押。合作社也吸收社会社员的存款,上限为10万元。


    这么一个小小的合作社,一下子就改善了郝堂村以前“借贷难、养老难”的大环境,因为是熟人(甚至是亲属)之间借贷,贷款成本不高,大家彼此遵守信用、有借有还,不良贷款率很低;老人们由于掌握了贷款审批权,也受到了村里年轻人的尊重,不仅强化了敬老的风气,也改善了村民之间的人际关系。


    前几年,我担任“全国优秀公益创新项目大赛”评委时,郝堂村这个敬老项目,贷款金额已经累计500万元左右。不仅帮助了村里的青壮年搞养殖、种植、开发农家乐旅游,翻修新屋,而且村委会也贷款数十万元用于公共事业,并从村民手中拿地,建设了养老院。


    尽管按照当时的国家金融监管规定,这种“农村资金互助社” 还很难获得银监部门审批。工商局也出于风险考虑,只是先给了两年注册,后来就不予再登记了,“夕阳红养老互助合作社”只能在民政部门注册,但是,我相信,既然尤努斯在孟加拉国尝试了“小额贷款”扶贫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奖,中国农村也完全可以做类似的金融尝试,当然,追求稳妥是关键,可这不意味着,社会组织创新因此要止步于既有规章。毕竟,改革是试出来的!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把手里的这一票,投给了郝堂村。


    前不久,我主持第一财经《头脑风暴》节目,探讨改革开发四十年来企业的社会责任。我邀请到了阿拉善SEE公益基金会的现任会长、武汉当代科技集团的董事长艾路明,阿拉善SEE从刘晓光、王石等人最早创立,一路走到今天,艾路明很骄傲地说:我们的历任会长,确实都是一票一票给选出来的,没有人可以因为名气大、财富多,甚至因为创立了这个组织,就拥有天然的领导权。企业无论大小,一律平等。


    我问他:那么企业加入阿拉善SEE之后,会有什么改变呢?我本来以为,艾路明会讲出“发展、机会、国际眼光”等老掉牙的内容,但是,他的答案却出乎我的意料——“平等”。


   “为什么?”我问。艾路明回答:“举个例子,我们加入阿拉善的企业,都参与了改善沙漠环境、种植梭梭树的工作,而这些梭梭树是企业员工自发捐款种植的。所以,他们经常向老板提问:我的钱具体花到哪了?那些梭梭又种到什么地方了?企业家就必须做出令他信服的回答。至少在公益慈善事业面前,企业家和员工在人格上是没有差别的,也会在企业中树立了一种员工与企业家平等对话、接受监督的风气,公益的核心是参与,参与的前提是知情、监督和表达的正常化,企业的员工与管理者的平等,企业与政府、社会之间的平等就会成为可能,有平等,就会有公道,这难道不就是对企业社会责任最好的诠释吗?”


    我现在开始理解,为什么松岛靖朗会获得亚洲设计大奖了。因为设计一个组织,并以此所引发的行动,比设计一个产品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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