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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过着好奇知识分子的当代生活——衡山·和集创意总监令狐磊

来源:中国广告   |   作者:陈逸舟   |   时间:2017-10-26

安利一波 衡山和集的Fashion Talkshow及近期活动

2016年四月的上海时装周期间

My Black Attitude化身YNOT showroom,衡山·和集同步推进系列时尚谈话录,与Dr.White书店互相呼应,营造了一场场飘散着书香气的时尚与设计谈话。衡山·和集邀来Dido、陈安琪、林剑、肖耀辉、欧敏捷等嘉宾,谈设计、聊影像、分享时装周的见闻,带来灵感的碰撞。

 

紧接着,2016年十月的The Mix Fashion Campaign

时尚谈话录第二季再度开启。衡山·和集号召了最有洞见的时装达人、艺术家们。陈漫、Diane Pernet、叶锦添等特邀嘉宾相约和集,在书香中进行了时尚与设计对话。

 

踏入2017年的四月

中国买手新潮为题,他们以超前的视野,超然的品味,为中国新时尚一代选货!文化力研究所特别邀请了中国新一代买手店买手及时尚人,包括:YNOT ShowroomCDL 长作栋梁、HUGThe Back RoomTripe MajorAutumn SonataWaterstoneCulture Matters等,聆听他们在这场时尚消费升级大潮与风口前的亲历与见解。

 

20171013-15

衡山·和集举办了第四季“Fashion Talkshow”时尚谈话录

请来了Gene Krell (Vogue亚洲区创意总监)、孙初、叶晓薇(Shaway Yeh)、和肖耀辉、dido&郭晓、徐小喵、Angus Chiang、林剑……


聊聊时尚的周围,是一个怎样的奇妙世界。

时装设计师除了做衣服,还做什么?

时尚人,除了时尚本身,还能谈什么?

 


20171020

爱马仕精神文化展开幕讲座“骓本溯源”开讲

主讲人:Bruno Gaudichon(鲁贝市安德烈·迪利芎艺术暨工业博物馆馆长,艺术史博士)

策展人:Laurence Fontaine(爱马仕布景设计师)

 

五个展厅,一段历史。

“爱马仕精神文化展全球巡展首站于上海爱马仕之家开幕

回到19世纪,听听他们如何叙述这故事

展厅3D效果图



主菜

Tips:

2011年,中国服装协会副会长、文化创意界知名企业家、服装品牌“例外”的创始人毛继鸿打造的方所书店在广州太古汇开业。这个涵盖了书店、咖啡店、美学生活、艺廊与服饰的文化休闲空间迅速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热度延续至今,其跨业态的经营模式给众多书店经营者以启发。它承前启后,既结合了文化、生活与审美,也是一个多元的发表平台,人们在此找寻自我,也发现未来。

作家、诗人也斯为方所赠语:“但愿回到更多诗歌朗读的年代:‘随风合唱中隐晦了的抒情需要另外的聆听。’”四年后的2015年,上海,地处衡山路天平路的衡山坊,衡山·和集正式营业,它是方所在上海的品牌。和方所一样,衡山·和集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描述清楚的。之所以叫“实验书店”,多半是因为它太特别了吧——一间书店不“惧”地价选址徐家汇,包揽四幢老洋楼,尽量保留建筑原样,添加进大量老物件,只卖影视、文学、建筑、设计等带着文艺与创意气息的书,甚至还有杂志博物馆……它的存在考验着书店,也考验人。

 

 

时间证明,至少两年以来,衡山·和集经住了考验,其辐射作用已远超一家普通书店。不由得让人想起它背后除了毛继鸿外的另一人,在两年前的剪彩仪式上出现的那位一袭黑外衣配牛仔裤、略有些瘦且留着黑灰长发的衡山·和集创意总监——令狐磊。

如果说衡山·和集因其独到的眼光和气质而声名远扬,那么在它三楼的杂志博物馆是这种眼光和气质的最佳浓缩,也因此令狐磊就是当仁不让的主角。衡山·和集是令狐磊精神世界的一部分,这位24岁就主笔《新周刊》的人物,将他的情怀、审美、哲学通通融在了衡山·和集里。创始人毛继鸿给了衡山·和集一个设想和可能,建筑设计师孙云重塑了衡山·和集的外表和空间,令狐磊赋予了衡山·和集的内涵与生命力。

令狐磊的笔风细腻而犀利,在如今这个纷繁复杂的网络时代,他和衡山·和集都在为世人提供独立而充满价值的理念,这位杂志人和创意人的世界又会是如何?我们将由表及里地进行一番探索,和衡山·和集的五角标志一样有五个部分——从令狐磊与杂志、衡山·和集的缘分,到他对杂志的追求以及最初的崭露头角,再说说他为衡山·和集制造的体验以及他的理想,还有好友对他的印象。

 

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不先说说令狐磊的生平。其实,初识令狐磊可以不用知道他的生平,只需了解一样就够了,那就是他与杂志深厚的缘分。从《新周刊》到《生活》,他的“杂志人”身份已超15年。

令狐磊认为,未来的杂志人会演变为“Mixing Generation”,他们以创意、创作等多重的、混合的身份存在于社会中。“在复杂的传播环境中,全员加入数字媒体会是一场灾难。”

1999年到2001年的第一轮网络泡沫之前,令狐磊是一家网络公司的兼职编辑,在那些“周而复始”的更新中“挥霍青春”。令狐磊当年选择做杂志,就是想做不一样的自己,他认为人有很多价值呈现的空间,也有很多需要文化人去发挥才智的地方,不需要太多的趋同性。对他来说,做了十多年的《生活》,传播了华人以及世界上杰出的人与事,做着真善美的普及课,把一种对人的生命价值的终极思考带给读者,而且它的出发点是东方,是中国。“我相信这十年,很多看过这本杂志的人都能从中找到力量感。”令狐磊说道,“这些力量感都是文化传承所带来的。它能给予一个默默坚持中的艺术家以力量,能为一个社群的生活寻得信念的支持,能催生一个原创品牌。它也能为我更好地与这个世界交往。我并不打算停止这个事情。”

令狐磊同杂志的情谊和缘分冥冥之中又让他与衡山·和集相见,让之后每一个到访衡山·和集的人得到与同道的朋友、书籍、杂志、理念等等结缘的机会。缘生缘,缘起自方所:“它要做城市文化地标的商业心和对雅典娜市民广场的追溯,都很对我的理想状态:文化就应该做这样的事情,不止是让你读书,让你获得了属于自己的知识,而是让享受文化成为我们共同的生活方式。书店是这样的场所,我们能从台湾的诚品文化的成功以及它对整个台湾市民社群的影响得到这样的类似案例。我们也相信,未来的书店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它不仅是地域现象,它应该可以养育更多的文化土壤。做书店是一个团队的事情,涉及策划和运营,方所的优点是它真的认真在做一个完整的书店。而不是从出版社借来一些设计代销就算的那种所谓‘书架’。”

方所起源于这样一个设想,衡山·和集亦然。2014年的秋天,毛继鸿在上海衡山坊发布其新一季的时装,这场秀是让模特穿梭于梧桐树下的小样楼之间。走秀结束后,他指着其中一栋楼说:“我们要做一个属于杂志的博物馆。这是一个很有理想的事情,即便作为一个杂志的从业员,拿出一整栋商业空间来做杂志的陈列、销售,这都是一件疯狂的事情,有点向杂志业致敬的意思……杂志对于我这一代创作人、设计师来说,是一把钥匙。”令狐磊遥想方所刚开业之际,对于建一个杂志博物馆他们进行了讨论,没想到毛继鸿还记得这件事。于是,令狐磊决定要加入进来。

在这四幢上世纪30年代的老房子里做衡山·和集,让令狐磊既兴奋又幸福:“因为你的策划,要组建几十个人的团队一起做,几十吨的书要从全球不同的出版社运来,经由无数的人手,分布到不同的书架上去,这个工作不是那么多人有机会做。”

除了杂志博物馆的概念,还有整个书店的概念。经过和方所的顾问廖美立以及团队们的商量,令狐磊和同仁们决定做一间适应未来的视频工作者、创作者的新一代电影主题书店,从剧本写作到后期制作都能获取到创作支持的书店,它能感受到属于这个时代的风潮,也提醒创作者要重视文本本身。“我们店里几乎进了全部的后浪电影工作室的出品,也是想提醒中国电影人读物应该多出这样的精品。”令狐磊解释道。

在创造衡山·和集的过程中,令狐磊也坚定了自己作为一个文化创意人的方向。对他来说,如今的好书店已经完全结合了生活方式的全功能,阅读只是生活方式的一部分,除了书,衡山·和集还集合了咖啡、杂志、艺术展、时装以及很多好玩的东西。“可能有人认为方所受到诚品很多的影响,但细想起来其实又不是。诚品是通过百货公司这种很经济的方式去营造空间,卖百货是它很重要的思路。但是,方所其实是建立在总体美学下的布局,我们事先定义所有的东西,包括我们行进的路线、我们的空间尺寸等,它不同于我们看到的传统百货公司。传统百货公司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同一空间会分租给不同产品的经营者。现在的苏州诚品依然有这个问题。但是在毛继鸿的美学中,是不可能出现这种现象的,他坚持的是一种整体空间的营造,讲求一种整体性。”令狐磊如是说。

 

杂志

说完缘,且说说杂志在令狐磊心目中究竟有怎样一个地位,杂志又是如何淋漓尽致地在衡山·和集里展现的。

“杂志是理想主义的东西,网络也是。两者结合起来就更理想……做杂志能让你跟你精神世界相遇,但是做书店,你就在这个精神世界里。”在纸媒每况愈下的大势下,令狐磊在衡山·和集创造的杂志博物馆令人耳目一新。杂志并没有灭绝,但令狐磊却用博物馆的方式集中展现了他的美学理念和杂志的多元价值,这个殿堂般的小天地将杂志的过去和现在呈现给每一个来到的人,而每一个来到的人又能进一步去重新发现和审视一个正在自然凋零的美好事物。

“美的选择和精心构想的个性,是《生活》很重要的特点。”令狐磊在打造衡山·和集时也是如此。在他的工作职责中,创意策划花费了他最多的时间和心力。他把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Colm Tóibín)的写作课安排在衡山·和集的Mr.Blue中举办,既符合主讲人的身份,又活化了人气较弱的空间。对他来说,这就像是做编辑时取了一个得意的标题。

令狐磊认为,作为产业链上的杂志正在遭遇危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会慢慢损失掉。比如:平板电脑上图片的精美度与杂志印刷的呈现已越来越接近,杂志作为时尚产品或者说是时尚产业链的一部分的作用正逐渐减少。未来的杂志会是一群同仁(杂志爱好者)所做的对理想生活状态的一种表达。

“杂志博物馆是从属于衡山·和集这个实验性商业空间的一部分,我们以‘杂志博物馆’为号,不代表它是个我们所认知的博物馆,它是个可销售的杂志店。巧的是,我们在售卖的,还真的有不少刊物已经是它的最后一期,我们希望这些杂志都能找到真正属于它的归属地,欣赏它的主人。”令狐磊说,“这家杂志店首先考虑的是销售力,我们无意找寻那些特别小众的杂志,也考虑到更多的区域文化所带来的全球体验。好杂志没有一个必然的标准,如果它之前是不错的杂志,但之后它变差了,我们也会调整。”

杂志博物馆内的杂志基本来自于英国、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它们有的非常小众,却都是“好”杂志,在某一专业领域里代表了最新的风潮或未来生活方式的一种可能性。在此基础上,令狐磊与同仁们找到一些编辑严谨、制作认真又非常有趣的杂志。“其实很多城市都存在这样的杂志店,不会特别强调销量的问题,我们希望做到的,就是可以搜集到1000种不同的杂志。”

在令狐磊看来,这家杂志店是方所的一个发展缩影,并不代表他个人的志趣,而是在专业市场和创作人大量涌现的时候,他们呼应了这类市场需求。“我们藏有全套《良友》画报,而且它是可销售的。《生活月刊》已经有120多期了,全套杂志估计要2米的书架、1吨的重量,我得先找到空间!我热爱这本杂志,希望用展销的形式来进行。我主张首先是可销售,在国外的二手杂志收藏市场,首先要有流通环节,我想鼓励人们把他们收的生活杂志以及更多的好杂志用比较合适的价格给到我们,然后由我们来促进这个销售场的活跃度。”

 

衡山·和集背后有令狐磊,令狐磊背后有杂志,杂志业的长流里头有位才子。

1978年生于广东的令狐磊毕业于暨南大学新闻系。20年后,在校期间的令狐磊创办了个人网络杂志《磊周刊》,被誉为中国网络杂志风潮的始祖、新锐实力派传媒人物。到了2001年,令狐磊写的《中国主流杂志新格局》开始引起主流媒体的关注,《新周刊》也因为这篇文章约见了令狐磊。同年7月,令狐磊加入《新周刊》并涉足杂志传媒评论,对中国期刊保持长期而客观的观察与研究。他将国内先进杂志引荐给读者,并提出“慢杂志”、“熟年杂志”、“有闲杂志”、“一本特立独行的杂志”及“中文VOGUE,何必早产”等概念与观点,在杂志产业中颇具业界影响。令狐磊还为《新周刊》撰写了大量关于时尚生活形态的报道,致力于创意经济、生活方式以及时尚产业的评论与研究。时至今日,令狐磊是现任《生活》的杂志创意总监。

不得不说,毛继鸿的眼光促成了衡山·和集与令狐磊的“联姻”。令狐磊自称“杂志癖”,比一般人更喜欢和杂志“纠缠”在一起,而他也确实有这样的能力。他是创意专家,有人说他的职业感和低调姿态将会是改变未来杂志方向的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他曾说:“杂志是平面设计和编辑学的艺术品,是装祯艺术,生活的艺术,是生活形态的艺术……杂志主编是最重要的,主编的选择、决策会比其他人更为统领和关键。现在的网站或者社交平台,都鼓励大家成为信息源的提供者、传播者,一些所谓的‘网红’引起的话题,可能会超过一些主流媒体。但真正想要给我们带来有意义、有价值的内容,还是需要有深度的文字。总的来说,一本好杂志还是需要一个主编来统领全局的。主编的眼界和选择是需要被信赖的,一位主编是要能够代表这本杂志的。比如孙信喜(《Elle Decoration家居廊》编辑总监)就可以成为家居圈的风向标,成为这个领域很好的判断者和选择者,他对设计师的人选、是否能登上杂志这类问题进行把控,他是决定这本杂志内容走向的人。”

 

体验

重点讲讲衡山·和集这个由四幢独立建筑构成的空间。这四幢建筑的名字分别为红、白、蓝、黑四种颜色,而书店就位于Dr. White这一幢建筑中。之所以选择这四种颜色,是考虑到跟现有的品牌建立起某种关联性。比如红色,代表着“例外”是中国服装的原创品牌;由于纸是白色,所以书店这幢楼被设计成白色。

“衡山·和集虽然很小,但是它在媒体圈和广告圈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我们依然相信策划,相信主题营销,相信创意营销。现在很多时候,我们都用一种产业化的思维去做东西,但是我们这些从广告或者创意媒体出来的人,依然相信独一的、个性的东西,所以我们通过编辑的力量和策划的力量来做这件事情,可能我们最终的体量不会很大,但我们所呈现的东西一定是精选的。”虽然这只是令狐磊的只言片语,却不改他一贯的感受力与犀利眼光,曾经他在打磨“大卫”,现在他在构筑“西斯廷教堂”,“衡山和集是一次新的实验,我们探索在都市里那些需要重新复活的老建筑里,能不能做特别时髦、摩登的事情:比如开一间集合店,有书、杂志、艺术展和时装以及很多好玩的东西。”

对已经具备历史和自然条件的衡山路来说,它需要新的复兴,转型迫在眉睫。令狐磊在策划伊始就是直觉地感到:“这里如果有家电影、音乐主题书店的话,那会很符合它所在的区块。”在这个过程中,他问了一些来自上戏和北影的新生代电影人,问他们在求学或创作时去什么专业的电影书店。回答令他既感到惊讶又感到可悲,因为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一家类似的书店都没有。令狐磊的设想,是当漫步者来到衡山·和集,会随意拿起他们可能已经关注或者还未关注的杂志,通过阅读激起他们的另一种行为——而这种变化恰恰是由衡山·和集引起的。所以,衡山·和集的创造者要把它打造得更具复合性,从而能够增加来到店里的人的不同面貌——这些面貌在传统书店是统一的,在此却能有所不同。

方所在广州、成都和重庆的实践和经验已经为衡山·和集在上海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令狐磊与同仁们着手把原来庞大的书店系统放进一栋栋小别墅里。他们考察了衡山路(贝当路),这条原法租界的优雅梧桐树大道。人们经由这里直达徐家汇天主教堂、天文台,周边存有当年租界里最好的花园洋房,还有百代公司旧址。如费穆、赵丹等上海老一辈电影人都住在这一带。解放后市民筹集,这里建了新总过第一家电影院——衡山电影院。因环境雅致,上世纪90年代,衡山路成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酒吧一条街。

在巴黎有Merci(著名的复合式概念买手店,,坐落于巴黎的Beaumarchais大道上)、Collete(柯莱特时尚店,位于巴黎的概念小店),在米兰我们知道10 Corso Como(由画廊创办人及出版人Carla Sozzani1990年在意大利米兰创立的全球首家时尚设计概念商店)。在上海,衡山·和集的策划团队也想进行这样的探索,有概念,有主打,不设限。

从前期准备到建造完毕,都为重中之重——书籍作铺垫。衡山·和集的书籍是按照其所表达的概念进行分类的,一楼影视类的书籍被划分为剧情、纪录、科幻、悬疑、喜剧、爱情、黑色、传记等等类别,在书架一侧用标签注明。在这些类别里,综合书店里的分类被重新拆解——这是一个从未有过的拆分方式,很难一一对应,但对整个团队来说很有趣,有种用电影人的观点看世界的意思。“我们构造一个‘城市’专柜,想象如果Woody Allen要拍摄一个关于某个城市的电影的话,他会需要看哪些书、摄影画册或城市指南。”

在开业之前,筹划团队花了半年多的时间准备书单,书籍重整、排位、落柜又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到正式入柜又用了两周。这些书籍经无数人之手来到这里,选书人如九方皋相马,将那些看似与主题无关的书籍集结于此。在一楼的定制书柜里,与电影产生联系的中外文经典书籍排列有序;为了给影像工作者提供直接的视觉借鉴意义,有关影像、设计、艺术的书籍高度密集地容纳于二楼书柜中;三楼就是衡山·和集的核心——杂志博物馆。每一层楼或多或少穿插了一些符合书籍气质又不同源的物件,比如一楼的咖啡馆,二楼的展览空间、蛋屋(Pop Up Store)和文创产品,三楼的美术、美术产品和观影区。对于这样的编排设计,令狐磊阐释道:“我们希望这里能成为创意人的工作坊、书房甚至是工具箱。我们认为未来的创意人一定是具有复合功能的,即他可能会写文字,同时也是一个影像工作者,他的灵感也许来自于许多不同的物件。”

谈及做书店的初心,令狐磊感言:“从做书店的角度来说,我们完全可以找一个稍微偏一点的地方,拿到几千平方米的场地。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这是一种挑战。我去过很多书店,可以说我们的定位是独特的,以我们这样的切入点做书店的非常少。我们想在寻常的空间中营造良好而独特的体验。当人们进入衡山·和集的时候,我们希望书和杂志向他们扑面而来,从而推动他们去思考自己的未来以及自己能为个人和社会所创造的价值,而这种书和都市人的关系是他们在其他地方所不能寻觅到的。”

令狐磊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在三楼“晃”,把被顾客摆错的杂志放回原处,琢磨有什么更好的排列方式。所有与杂志有关的事情,他一定亲历亲为。在二楼至三楼的楼梯间有一面杂志墙,不难发现这里时常会有一些细小的变化,契合不同的主题。比如有一次,他用以水原希子做封面的不同杂志占领了楼梯处的杂志墙。令狐磊说,和集空间小,如果照搬方所的极简风,能看的东西就会太少。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当我们重新去看待读书这个问题,读书人和创意人、时尚人应该是一个混合的概念,在这个混合的生活方式里,每个人都在看到别人的优点以及自己的不足,也许读少一本书,可能就会和这个城市的先锋人士脱节。我们这个书店的构思就是为未来的创意人和影像工作者准备的,提供给他们一个生活记忆之外的东西,成为他们创意灵感的来源地。”令狐磊的这一番话也体现在衡山·和集中。

衡山·和集的英文名字The Mix Place,代表了一个混合的概念,它融合了生活美学、哲学、生活方式、设计创造、高级定制等概念。起初,借由这个概念,令狐磊及策划团队衍生出了一个属于中国古代的一种生活方式,并做了一系列实验,在这个实验过程中,他们发现了“和集”这个新的词语,“和”是混合,也是各种实验的创造,在这种创造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找到真正属于中国古代的生活方式,即 “文人有雅兴”。

杭州内建筑设计师孙云对这栋从1930年代法租界就存在的老洋房进行翻新和重构。空间美学的转移变化在当代建筑的语言下,填进了许多文化人的梦想,他精心从外面收集了许多老家具,然后把它们嵌入当代的书架中,这也是一种实验。

策划团队也邀请了很多杂志的主编、创作人、设计师,他们提供了书单,人们可以看到别的创作者在看些什么书,他在关注什么,或者哪些书籍是对他们的创作产生影响的。“因为一本好的杂志可以为你打开一扇进入另外族群的窗口,这个族群是你没机会去感受的,但却能令你感受到活生生的他们在进行着的生活。”令狐磊说,“其实我们也没有定义每一个空间的实际用途,而是让来到这里的人自己去发掘更多的可能,这也是‘实验’的一部分。”

“书店正在慢慢减少,但是在未来能存现的,必定都是这世上最美的书店。”令狐磊向人们传达的,是一种概念化的生活方式,当阅读成为都市生活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生活方式时,书店不再是我们传统观念中的书店,一种混合了生活方式和阅读文化的非传统书店的零售空间会蓬勃发展出来。他认为,当下中国的书店发展得并不快,恰好和十年前做杂志一样,很多人都不懂做杂志,现在之于书店也是一样,很多人不懂做书店,也不知道书店该怎么“玩”。书店又是很传统的行业,大多留存了老的格局,而经营者们也喜欢这样的格局。但是,格局已经发生变化,书开始卖不掉,所以现在书店要有变化。对此,令狐磊坦言:“我们都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商业结合点,而这也不是我们一家书店就能解决的问题,它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比如书店所在区域的规划和定位等,所以我们要耐得住寂寞,要等待。”

或许会有人疑惑,为什么在新媒体横行的时代令狐磊或是毛继鸿仍然在坚持纸质书籍这条阵线,好似传媒界的一股清流。对此,令狐磊打了个比方,他说就好比现在很多人都在拍摄短视频,制作流媒体,但还是有人想拍大银幕电影那样。和十数年前《磊周刊》、《新周刊》时代的令狐磊一样,他还是在乎个人的选择,没有对与错,只是自己的选择:“我个人还是想做一些能让人留存的、让人记得它的好的东西,做那些可以启发更多人的创作梦的事情。”

衡山·和集自正式营业以来,人流量呈现出不断增长的态势。开始的两三个星期,来到店内的人基本都认识令狐磊本人,这种认识的关系最多不会相隔一个朋友。但是现在进到店内的人,已经基本上不会认识他,完全是一种自发的行为。

 

印象

衡山·和集的员工曾戏称令狐磊是店里的吉祥物,只要他人在上海,每天10点必开门迎客直至深夜,不知疲倦。在店里,他看书、看杂志、看展览、听讲座、发呆、工作、喝咖啡、买衣服和杂物,和人们面对面交流。在令狐磊看来,未来可能生存下去的实体书店,应该就是这样一个在美的形式下向人提供内容和信息、构筑生活方式的空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令狐磊仍是一个媒体人,他用好的内容换取客人更多的时间。

杨乐——衡山·和集店长

令狐是一位拥有创业热情的领导者,为衡山和集的从01提供了无数创造性灵感。

令狐对我们的最大影响是对待工作的态度——专注、负责、百分百的身心投入。

令狐个人最爱的是12号楼Mr.blue,它提供了一种雅痞的男士生活空间,是文化与生活方式的混合场域。

真正意义上的书店是无门槛、无偏见地提供新资讯和多样文化的空间。

夏楠——前《生活》月刊助理出版人,2005年参与《生活》创刊直到现在

——眼中和心中的令狐磊

很瘦但很有精神,很少看到他无精打采的样子。思维敏捷,看待事物的角度异于常人。

心里的令狐基本就是我见到的这个认识十五年的令狐。他可能是我身边最爱买书且门类涉猎最广的人。据我所知,他从不要求别人赠书,看到好书一定先期搜罗,对于传媒、文化的研究热情始终未减,并且不是夸夸其谈的言论派,而总是以行动让你表达惊叹。

如果说到我们具体的合作当中,我的一个印象是,对于绝大多数专题或项目,令狐的创意和见地都像是点睛之笔的存在。《生活》杂志的脱俗不凡,最主要来源于他。

——与令狐的缘起于何时?对你的影响,以及给你留下的最深印象是什么?

那是20028月底的某一天,我还在武汉迷茫(也做媒体),因为手头有本当期《新周刊》,里面的“飘一代”别册第一篇文章就是令狐写的《飘一代的40%60%》,我被深深吸引。几天之后我第一次来到广州,到新周刊应聘,成为令狐同事。说来就是一个意念,我如愿以偿地“飘”进了向往的编辑部。

令狐磊对我的影响当然很大。从那时候起到现在,我们搭档工作超过13年。具体的合作工作都是非常细节的,能感到一个人的能力和品性。他对很多事物都保有好奇心,并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对文化对人都具有一种包容,会从比较乐观的层面去看待,这是他的天性。绝不是一个容易陷入一般日常琐碎困扰的人,他的焦虑总是来自一个比较文化范畴的,也就是说他有一种超脱性。

——你最喜欢衡山·和集的哪个空间?为什么?

衡山·和集的讲座的那个空间。台子设计得很好,平时摆书,讲座的时候就收拢到边上,大家席地而坐。因为台子都装有轮子,经常搬动,让空间也变得灵动。在那里无论讲座还是看电影,都是挺好的。

——真正意义上书店应有的状态是怎样的?

一定要能找到好书。现在对书店的要求不同以往。无论以书、杂志还是电影为媒介,使它成为聚众互动的平台,产生更大的创意能量,衡山和集在这方面做出来的努力尝试值得期待。

François Trézin(林富蓝)——法国摄影师

——眼中和心中的令狐是怎样的?给你留下的最深印象是什么?
  
令狐是一个工作狂。他总是对他做的事情充满激情,所以做的非常好。好几年以前当他还在《生活》杂志的时候我记得他做了一个关于杂志封面的讲座,他对收集杂志封面的狂热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也很欣赏。能和他一起合作也非常愉快,他非常懂得艺术家的想法并且给予充分的自由让艺术家去表达。
——令狐磊在201510月邀请您来到施工状态下的衡山和集,全权委托您在此进行自由艺术创作。当您第一次步入其中唯一一栋已完成建设的小楼时,有怎样的想法?

因为过去和他合作很多都很愉快,所以知道他去和集之后,我告诉他我可以帮他拍空间图片做推广之用。当他邀请我来和集参观并讨论拍摄的时候,我看着已经装修试营业的My Black Attitude9号楼),脑子里已经开始想拍哪些角度等等。他安静地等我们都看完了说:“用你来拍空间图太浪费了,你来拍一些不一样的吧。就像你拍抽屉故事那样,来做一组艺术作品。”什么?我一时没回过神来,我可以随便做我想做的?!幸福来的太突然,我一直都希望能和品牌有一些这种跨界的艺术创作,也给一些品牌做过相关的提案,没想到这个机会就突然摆在了我的面前。

我又重新参观了已经装修好和没装修好的四栋楼,想要得到更多到信息,看建筑、光线、物品,兴奋感和这些细节让我非常疲惫,我当时还不知道我想做什么。经过一夜的思考,我决定根据建筑特点设置背景,进行一次空间置换。从已营业的店里转移时尚配饰到施工空间,营造出一种神秘气氛,工人的普通工具遇见高端时尚,未完成遇见已完成。

——你认为最能代表衡山·和集的灵魂和气质的是哪张影像?为什么?  
   我拍摄的初衷并不是要表现和集,我觉得和集是一个物品互相交错而做成的装置,工人的工具,艺术品,纸箱,北欧设计品和家具,灰尘,电线,鞋子和帽子,一般它们都不会出现做同一个地方,但是在这里它们和谐共存。所以,这些照片后面的想法代表了和集的气质,但并没有那张最能代表。
——你最喜欢衡山·和集哪个空间?为什么?
  
我最喜欢的当然是书店了,我在巴黎还是学生的时候就非常喜欢去逛艺术书店,看一些印刷精美的画册。这里的画册也非常多非常全,我可以坐这里看很久。这里也经常举办一些活动,有一天我参加的小津之夜就非常棒。
——在您心中,您觉得真正意义上书店应有的状态是怎样的?
   
就像和集这样的!

 

后记

第一眼的令狐磊,瘦高的身形、飘逸的长发,有些“高冷”。几番交谈后,你会发现外表冷酷的他其实并不难以沟通,时不时还会冒出“天真”的笑声。

也许这和他的家庭环境有一丝关系。出生于广东茂名的令狐磊,父亲是一位公务员,为人严肃;母亲是中国最早的一批个体户,少不了和人打交道。也许正是如此,让令狐磊耳濡目染,时至今日养成了他外冷内热的个性。

梁磊是令狐磊的原名,之所以取名令狐磊,是在他读大三的时候网络开始兴起,有所谓网络江湖一说,也因此他取了这样一个带有江湖气息的名字。而在当年那种把媒体看成江湖的年代,这个名字也得以让他进入《新周刊》,融入整个江湖人的氛围中,从而开启了他杂志人的历程。现在再看这个名字,颇有些青春时的情怀,带着他的个人印记。

令狐磊说他其实是一个不藏书的人,虽然他也买很多的书,但是在他的理想中,他认为每本书都应该遇到它最合适的人,这才是最好的归宿。

用令狐磊的一句话来描述衡山·和集的气质,或许可以是这样:“我不是那种变革式的人物,无法像胡适一样,搞‘新文化运动’,提倡大家不写文言文,我不会觉得纸媒不行了就去互联网创业,我甚至不敢自己开小店,但我擅长让一件事情绵延下去,慢慢地形成规范或潮流。”

描述自己,他是这么说的:“我过着好奇知识份子的当代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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